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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2 2005 (5年前的東西)

http://yalepress.yale.edu/yupbooks/book.asp?isbn=9780300119671

之所以醉心於家庭政策研究，可說是始於研究所期間，有幸上到李老師的專題討論課。雖然常言師父帶進門，修行在個人，但李老師在提高我學習興致上，可說是功 不可沒，我在心裡對她永遠是充滿著感激，當然除此外，還有其他個人因素使然。文未如精力許可話，會稍交待一下這個領域的研究對我個人所具有的特殊意義。


在1997-2000 graduate school期間，我總是不時地流連在學校圖書館，keep eyes on 國際間各主要國家其family policy change。可惜畢業之後，military service、生活重心的轉向…..也讓我逐漸喪失對這個領域的興趣。去年再與李老師相會時，她曾問我還對family policy研究感興趣嗎？我回答No。不過，就在年初取得Berkely社福季刊後，五六年前那股熱情又跑了出來，我想family policy還是我熱愛的研究領域之一。會重新燃起研究的熱情，主要是.受到該校社福研究所的資深教授Neil Gilbert 的一篇精闢essay所感動。該篇文章點出了家庭研究未來還可以繼續推展的方向，之前自己所以轉移注意力，其實也與我認為這個領域的研究似乎己面臨到一個瓶頸有關，很自然地便會對國外千篇一律、換湯不換藥的研究漸感不耐。不過現在這些都已成了過去式。


我一直有個感覺，那就是talktive未必是樁壞事，有時與好友促膝長談乃至與一般人閒話家常，無形間都會帶給你一些意想不到的啟發、 inspirations。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Gilbert的身上，他記得有次有個義大利教授及與其夫人至該系參訪，在一晚宴中，他們很自然地就聊到彼 此待遇的問題，除了學校salary外，這個義大利教授的夫人就很訝異為什麼美國在產假、育嬰假、公立托兒所等一些福利措施都不及她的國家---義大 利？Gilbert在打圓場的同時，反刺激他想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即當時歐盟15個會員國在家庭政策的品質上，平均都高於美國，但為什麼這15個會員國 不管在結婚率、生育率的表現上，皆比美國還差？雖然這兩個區域已經有很長一的段時間存在結婚率、生育率持續下降的情形，但歐盟那邊惡化的情形顯然是更嚴重 的。


回到社會政策學者的思維，他們總想當然爾認為family policy無非就是要maintain家庭---這個人類社會最久遠的制度可fuction well，不過現在顯然面臨到低結婚率、低生育率這個事與願違的令人尷尬局面。這已嚴重衝擊到family policy存在之正當性。Gilbert就是在為family policy解套的壓力下，展開了下列有意義的討論：


首先，他從諸多相關研究結果，發現家庭結構的變遷其實與家戶行動抉擇有關，並歸納目前學界所認為的四種有關家戶行動抉擇的狀況，最後再討論它們各自對family policy可能存在的意涵：


第一種狀況是，目前人們多將成家立業的打算予以延後，因此我們愈來愈容易在週遭看到一些晚婚、晚生第一胎的cases。有些研究便發現這主要與女性受教年 限延長、女性大量投入就業市場、避孕技術的進步有關。而這一兩年來，美國與部份歐洲國家相關人口學資料似乎也支持這種說法，因此女性未必是不婚，只是晚 婚，女性也未必是不生（小孩），只是晚生，結果造成家庭一些重要事件往後挪、delay的情形，所以family policy在此既沒有介入空間，也沒有改革的必要。
ps對於解讀這些指標時，應具備的一些caveat ，可參考 意識型態咖啡
( 駱明慶 先天下之憂而憂？)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lakatos/3/1243488875/20041220151729/

(駱明慶 分母是什麼?)

http://blog.roodo.com/lakatos/archives/92161.html

第二種狀況則是與女性自身利益的考量有關，尤其當面臨到事業 / 結婚、工作 / 生育這些抉擇時，可能有許多女性決定選擇前者，以追求自我實現，而假始社會有一定比例的女性是選擇拚事業時，很自然地就會發生社會整體結婚率、生育率下降 的情形。對於部份新世代女性選擇了拚事業，有學者便認為這可能與社會文化變遷有關，因此政府的任何決策在此起不到太大作用。不過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曾看 過另一篇報導，有提及布希政府在2002年曾試圖通過發放結婚津貼立法，以獎勵國民結婚成家，結果法案還沒通過，便已造成正反雙方嚴重的對立，而諸多學者 也對該立法可能的成效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第三種狀況，對Gilbert而言，是認為女性做了一個很糟的決定，不過在我看來，這其實也是女性一種理性選擇的表現，它和第二種狀況很像，只不過差別的 是，在此，女性是在資訊較不充份的情境下做抉擇，例如現代女性，尤其是時下歐美的女性對理想的老公多有一定期待，例如要能分擔家務、照顧小孩，可是當她們 感覺到這個社會多數男性對此尚未做好心理準備時，可能因此，她們就會做出放棄結婚或放棄生育的打算。在這方面，瑞典這個國家便嘗試透過諸多政策設計，試圖 調適男性對奶爸工作打從心裡的排斥，不過從最近一些出爐的報告，仍可發現性別分工的情形並未有太大改變。


第四種狀況則比較與家庭政策有直接的關連，例如一些針對北歐的研究便指出，這個區域的國家，可能因為太完備的家庭政策造成了適得其反的效果，如 Sweden普及全國的托兒所、及其連帶所需的人力與經費財源，在在皆造成該國多數女性皆得出外工作之情形。對此一現象，批評者便認為如此反而減少了婦女 待在家中操持家務、care的時間，加以出外奔波，結果便降低了她們的育兒興致（因為孩子都交由公立托兒所保育員去照顧）乃至生育的意願；不過也有另一派 聲音是支持現行的作法，認為如此不但不會降低女性育兒的興致與生育的意願，而且還有助減輕女性得同時兼顧工作家庭之負擔。因此在這個狀況上，是呈現比較意 見分歧的情形。在實證研究上，第一種說法雖然在歐洲說得通，但卻無法解釋美國同時存在的低度發展家展政策，卻高度女性就業的情形，所以目前這個說法並未獲 得多數研究者之青睞。也因此，相對地，Gilbert認為可在後面這個討論下工夫，不過他也提醒在從事家庭政策研究時，應合併其他可能影響到婦女勞動參與 之政策做考量，至於在家庭政策各政策工具實際作用上，他也鼓勵有更多人投入相關研究，如此才有可能針對不同狀況婦女或家庭設計出對她們tailor- made的政策。


Gilbert給了我們這些研究後進一些相當實用的guideline，不過我還是隱約地發現，這個計劃仍有其執行的難處，這個問題可能不在得不到實證結 果，反而是發生在有了一堆統計發現後，我們該如何詮釋它的問題。其實美國家庭社會學學者Cherlin早己指出的statistics and politics根本是無法disentangle的，也許我們繞了一大圈還是會回到political debate這個game來，所以到頭來，我們debate的可能還是over在symbolism而非冷冰冰的statistics，這也可說明 feminist在這個領域仍有很強voice空間，改天也許我會找個有代表性feminist來看看，了解從她們眼中看到了什麼我們所看不到的sth， 但不可諱言的是，百年來女性地位的快速提昇，已令西方社會難以再為難女人，至於東方社會呢？ Let’s wait and s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