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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舊網誌的東西

相較於之前Gibert只站family policy 角度，思考此一政策體系如何因應內外挑戰的問題，Feminists長久以來，便多站在一個更鉅觀社會結構層次在思索與女性相關的議題。不過由於學科專業 化關係，比較具有女性意識的社會政策學者(目前看來也多為女性)不免俗地還是會選擇從社會政策這個面向切入問題之討論。在早期，她們各自也多是挑感選興趣 的policy sector，去探討其中運作如何造成特定的性別平等結果，但晚近已可發現，少數研究者開始嘗試站在政策的制高點去做問題討論，而這種研究策略除明顯地與 Gibert作法有所不同，也具有其特殊意義。


首先，她們不是只從單一的policy sector去討論與婦女福祉相關問題，而是合併考慮社會政策中各policy sector間互動、與其他政策間連動，以做更複雜的分析研究；其次，相較於單一policy sector的自我局限，可能導致對政策變動幅度不大的解讀，這種更綜觀性的研究，無論如何都較能較輕易地，發現變化之所在，如果她們再把觀察時間延長， 還能同時探討與變化的發展及其連帶對女性影響等有關之問題，因此相對於前者，後者展現了更為動態的政策研究模式。最後則與第二點相關，即更綜觀性的研究， 因前述長程、動態特性，比較有助我們去grasp總體政策當下的可能輪廓（contour），進而再加入其他因素考量下，便可預測政策基本面未來發展方 向。而這對女性最大的意義就在於，可在接受相關政策資訊後，做提前因應，以降低政策變遷可能帶給女性之不利影響。


目前採取此一策略的女性社會政策研究者，已不乏其人，但在此我則挑選剛從Oxford調校至LSE任教Jane Lewis的近期研究，做為深究對象。原因無他，主要與我已接觸了她一系列研究有一段時間有關。這樣的理由也許是有些主觀了，不過值得一提的是，Jane Lewis，一直以來都是一位深具女性意識，且不斷持續關注政策變遷可能帶給女性影響之重要研究人員；而她的研究取徑也已由早先的單一policy sector研究轉為較綜觀性之研究，所以她其實對不同的policy sectors已多少有所涉獵，而她晚近的轉變也一定有其方法論上及political imperative的考量。也許她的研究不足以代表女性社會政策研究者當下研究的所有issues，但某種程度上仍具有相當的指標性。


2002年Lewis一篇投犒至European Societies的 專文，標示出她在研究取向上已然轉向的事實，她開始關心起歐洲各主要福利國家總體社會政策變遷對性別平等的影響。她以為：近年來，歐洲各國間及國內的福利政策變遷絕非表相上所看到的一個個彼此獨立的個案，而是這些政策背後所立基的policy paradigm已然發生轉變的事實。接下來我們當然會好奇-------這個新的政策典範其訴求或所要達成究竟是什麼？Lewis也與一些研究者的看法一致,以為就在重整二次大戰後的工作 / 福利關係，以提昇國民（尤其是婦女）的勞動參與率。


對於晚近福利改革，制度論者的研究總一貫地告訴我們說：你看福利國家制度其實是挺得過這波考驗的，因此即便有變化，那變化也只局限在單一的policy sector，相於對整體，也僅是微調，所以歐洲福利國家還穩得很，請外人不必要窮緊張。不過Lewis顯然並不十分同意這樣的說法，她以為我們其實很容 易從政府官員的談話、所發布白皮書乃至一些特定政策行銷活動，嗅出所謂的政策理念已然改變事實，因此即便在制度面上，目前改變幅度還不是很大，但只要政府 有計劃地在未來持續推動政策改革，一個大規模的政策變遷最終將會水到渠成。其實美國政治學者Jacob Hacker ( 2004 )也同意這種預測，不過他是採取更細膩的政治操作策略模式來加以說明。


除提出政策典範已然轉移的見解外，比較令Lewis care的是新的政策典範顯然已對婦女福利產生了負面影響，而對這個問題更詳盡的討論，則在2005年她與Susanna Giullari的研究中。她們以為一旦我們將晚近的福利改革，定位是------政策典範轉移、政策理念革命時，就能很輕易地看出，它所要促成的是一種 『家戶中成人都得出外就業的家庭模式』（adult worker model family），也許這在雙薪家庭日益普遍的今日，似乎是個很無關性別，對社會所有人都有利的選擇，不過Lewis等人以為在性別分工未見改變的當下，這 種被強力推銷的家庭模式其實是大有問題，至少它存在以下兩個問題，其一是誰去care家中的老弱呢？其二則是如果婦女想選擇的是care而非work話的 情形，這便構成她後續要處理的問題。到此我想對她的討論已足夠了，因為後續她要處理的會涉及EU各國一些較detail的改革內容問題，也會帶出另一個有 關care的討論，不過在此，我所想要交代的還是在她研究的思路邏輯，而由前述討論，我們不難看出她是相信一種政策理念推動改革論的說法，因此她強調理念的重要性及可能起的作用。


總之，Lewis的研究實際上不脫女性研究規範性研究風格，即便她將其研究包裝成經驗研究樣貌。其實我們仍很容易在她的作品中，發現她總是以她心中的那把 尺----性別平等，在評價乃至試圖引導政策可能走向。這種作法原本對feminists來說，便無可厚非，畢竟她們大部份的論點，就是以對所有看似性別 平等的社會制度安排之質疑出發。因此在她的研究上，我覺得在這點上是比較沒問題的，她當然可以以她心中的一套規範立場，去advocate某種(對婦女較 有利)的政策主張，只要她的論理緊依著她所pursue的價值，合乎邏輯推論即可。


我覺得她的研究比較有問題的是---在對理念推動改革的說法上，她所採取的沒有任何質疑、亳無保留接受的態度。相較於美國女性 社會政策學者Oroloff等人的小心謹慎，Lewis則顯得較unreflective application 某種政策研究觀點，如此可能造成的問題是：對實際政策過程做了過於狹隘的解釋、將官方流水帳文告等同政策變遷之過程、如何共冶emprical political analysis與normative analysis於一爐的問題。其實我一直相信對政策過程的錯誤認識，絕對會對女性主義者這麼有使命感的policy advocation工作大有影響，也許不久將來,她應該會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