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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重建文化論之嘗試! 不同於之前Swidler sociological 思考,Lisa Wedeen則 是試圖復興在政治分析中地位已江河日下之政治文化研究途徑。巧合的是,兩者同為女性研究者,使得習慣於male-centered研究佈局的我,有種耳目 一新的感覺,過去我也曾接觸不少女性研究者的publications,不過都沒及得上她們兩人帶給我思考上這麼大的震憾。其實才女的研究,既可論理,也 能情感纖細地辨識出一些男性研究者習焉不察之處,總之都可說是相當具quality的研究,值得細細推敲、品味….


Wedeen (2002) 雖在APSR所發表的一篇專文,開門見出地點出了政治文化途徑在比政中漸失優勢的原因,而這些原因也早成了政治研究者的common senses(如政治文化研究的tautology、經驗上無從考證、乃至rational choice與詮釋學派間難以化解分歧等),但她以為這些問題都不及學界在『何謂文化』問題上,認識不清來得根本與重要。結果,她以為若欲挽救文化解釋在 政治分析上被邊緣化情形,政治研究就得立即展開她論文title所述的conceptualizing culture(重新界定文化這個概念)工作。其實以往的政治學者並非沒有他們對『文化』的認定,但在Wedeen看來,這些主流研究者往往因過於僵化的 概念,反將政治文化解釋帶到一個死胡同。


如Sammul Huntington在文明衝突中,在談及不同文明時,就因對不同文明之體系化假定,而有過於強調文化同質性、持續性、永恆性,反忽略了團體內部差異性、權力關係及其歷史過程等問題。


而這種文明體系化的認定,其後更因政治研究者大量閱讀人類學者Clifford Geertz的一些文化精典研究,加深了這個傾向。對Wedeen而言,Geertz以ethonographic,親身在地方式去感受,去grasp那 套在特定social context下被take for granted的system of symbols,這在研究方法上,當然有其進步性。但是他後續給了system of symbols一個被當成given、且相當封閉、consistent 的界定,便顯露了他在ontological上的退步,也就是他這個在文化本體論上過於保守的假定,帶給在政治學圈中一些有意仿效他的fans在研究上遭 遇到極大麻煩。


另外rational choice也嘗試以一種「共享知識」(common knowledge)的方式,來界定文化,不過Wedeen仍是從根本去質疑這種說法,因為rational choice並沒有回答我們common knowledge如何可能的問題。除此外,另一同樣的問題也還是出在他們把文化當成鐵板一塊。也是這個原因,促使人類學學界開始提出了許多不同於 Greetrz的想法,有趣的是,Wedeen 就是從這些對Greetrz的反省中,慢慢地形構出她一套對『文化』的獨特概念----文化做為符號實作。


她這個在本體論上,不同於以往對文化的假定,自然地使文化不再是seamless的意義體系,相反地,它有很多被挑戰、鬆動的機會,雖然這得取決於主體與 意義體系間dialectic relationship。不過由此帶出了主體的能動性,另儘管之前曾提過的swidler也有同樣的嘗試,不過顯然的是,兩人採取了不同的方式。其實更 為重要的是,前述的主體與意義體系間dialectic relationship,促成了我們必須去關注意義生成的過程,結果文化被強調的便是它的過程,而非實體面向,這個在本體上對過程的強調,很自然也在知 識論上,對研究關注方向產生其下影響:


1.我們必須去分析人們究竟是以何種方式取用意義體系,並與他人對意義體系產生某種intelligiblity的這些實作過程,這無疑將使傳統政治分析得開始向符號學學習。


2.在與他人對意義體系形成某種intelligiblity上,過程取向已不再需要像先前許多研究得強調在意義體系中,存在某些本質性東西為所有人共享,因為研究者只需如實地了解intelligiblity實際形成過程,便已足夠。


3.當文化不再是鐵板一塊,也意味著它即便與地理有關,那也是薄弱的關聯,而此時意義體系對不同人就可能存在不同詮釋的機會,因此意義是多重的、意義也是 不穩定的。不過這絕非否定意義體系完成不需要依賴穩定性這樣的東西,只是相較於之前諸多的概念界定,這個對文化的實作界定,已使我們不須再大費周章地動用 許多形上設定。


在我印象中,文化的確可以諸多不同方式被掌握,不管是藝術或文學理論中所採的aesthetic production觀點,或人類學或文化研究將其視為日常生活中一組 social/semiotic practices 。很明顯地,在此Wedeen是接受了人類學對文化的那套說詞,這其實也無可厚非,畢竟相較於人類學與社會學對一些basic concepts經年的推敲、澄清,戰後saturated在behaviorism下的政治科學,根本就為避免去touch這些難以經驗檢證的概念,因 此一旦後來要重拾這些概念時,他們必然得乞靈於其他學門在概念上的insights。其實我認為在概念界定上,borrow別人的definition也 許不是什麼問題,反而較大問題是對習慣於emprical political analysis的political analysts而言,符號學那套陌生且繁複的操作,才可能是其研究上的夢魘,尤其得要他們放棄在各自領域對研究方法選擇上的主體性時。所以Wedeen 的這個可能要了別人命的提議,在學術政治現實下,不免顯得有些曲高合寡….


另將文化界定為實作,不管是swidler的人們取用tool kit,或Wedeen現在這個semiotic practice更複雜的說法,都算相當高招,除解決文化可能不是鐵板一塊的情形外,其實這與她們選擇直接避開cultural system,而採較迂迴去conceptualizing culture之策略有關,不過之前我提及對cultural system真實內涵打模糊戰可能產生的問題,也因此仍懸而未決。


其實不管我們對culture做了什麼內容的metaphysical假定,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畢竟它們都不是Karl Popper所以為可被falsify的對象。但不可諱言的是,一個更說得通的metaphysical假定,絕對可省去後續在 epistemology、研究法上許多麻煩,因此可預期是,conceptualizing culture after all是件沒有終點的task, 而我也將持續關注它的未來發展,這除了基於一個對更高層次的intellectual訓練渴望外,當然也與與生俱來對週遭大小事的curiosity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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