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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出國前東西

在不久前English converstioan課程，Michael帶著全班的同學重覆著一些與文化相關的會話練習，在repeat固定模式的sentences同時，我的記 憶又不知不覺地浮現了『文化』在社會科學所引起的fierce debate。『Culture』是一個何其重要且又無所不包的概念，也許就因如此，導致了它至今在研究取向上，何其聲名狼藉的評價。這個疑問其實也沒有 懸在我心中太久，但我知道它終究是我得face & deal with的重要issues之一。就在前幾天整理一些舊書報雜誌時，從中掉出了一篇Ann Swidler在 1986年發表在全美社會學評論的paper，她就試圖處理此一爭議不休問題，當下便有預感她似乎可提供我一個還蠻有效率的starting point。在仔細的閱讀過程中，Swidler部份地解答了我心中原有的疑惑，但也同時帶出了許多我之前不曾想過的問題。對此，我並沒有一點埋怨、也不 感到任何氣餒，畢竟這就是學習的常態，正如古諺曾說：Learnig is like sailing a board against the current；either U advance or U retreat……



Swidler所要回答的問題其實相當簡單，即文化究竟是如何影響到我們每個人的行動？這實在稱不上是一個多麼新穎的問題，一百多年來，不同領域的社會科 學家就已對此展開許多研究，不過大部解答仍是令人不甚滿意。最多的回答其實並沒有和一般人的想像有太大差距，大多的研究都認為文化是藉由提供一些讓人追尋 的終極價值（ultimate values），才影響到個體的行動，因此價值成為連結文化與與行動間之重要橋樑。她就cite了兩個明顯持此觀點的研究，其一是由60年代Oscar Lewis所帶出的『貧窮文化』（The Culture of Povery）說法，儘管這個看法後續引發了一系列令人不甚愉快的口水戰；其二則是已被供成社會學研讀精典的Max Weber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精神』。不過兩者同樣都遭受被嚴重challenge的情形。


前者的問題，對我來說並不陌生，它主要是出在經驗研究並不支持Oscar Lewis之假設，因為反對者指出the poor在一些想法與生活期待上，並沒有和社會的中產階級有明顯的差別，因此如果Oscar Lewis將『貧窮文化』界定為窮人所抱持的價值觀，很顯然地，根本就沒有那個東西存在（there is nothing out there!）。the poor真正和我們有差別的是其行事風格、社會技能及一些生活習性，所以如果把貧窮文化的文化界定為這些比較偏style的行為模式東西，而非窮人的價值 偏好出錯，也許可令反對者稍微釋懷，亦不致引發這麼大的反彈。


至於Weber的研究也存在同樣問題，即在當初那個因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預選說)所引發在信徒間急欲確認自己是否能得救(salvation)的 惶惶不可終日心態，已fade away as time went by下，為何那個理性化及ascetic的行為模式還可延續下去?簡言之，便是當人們逐漸拋棄原先想要獲得salvation的價值觀後，他們為何還得這 麼理性化地經營其生活？這明顯在研究假設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因為如果人們是抱持著想要獲得salvation的value（因），才導致他們終年理性化地 經營其生活（果），那麼如果現在這個前因被斬斷後，照理說後果是不該跑出來的，但很明顯的是，這個後果現在還continue下去，所以Weber原先所 持的（理念或）value影響behavior的假設是值得懷疑的!由上可知，真正挺得過歷史考驗而留的下來的反而是那套已被組織化的行為模式，而非理念 或價值！


我同意Swidler的提議，即價值既然不具有顯著決定個人行動之解釋力，那麼文化解釋如果還老想依賴這套老把戲(文化--價值--行為)遲早是會被人們 所拋棄，當然從60年代起，拋棄這種文化論去投靠其他門派的人早己不計其數！不過在此，我佩服的是Swidler試圖重建文化解釋在學術上已消失許久之聲 譽。


談到Swidler的改革，在我看來，可說是相當犀利，首先，她將個體的行動（action）界定為一套行動的策略（strategies of action），成功地駁斥了利益論者對行動過於狹隘的界定。在這點上，我極為認同，畢竟人們在面對於生活大小事時，不是一個case一個case地獨立 處理；相反地，他們是採取一套行動策略去deal with、 handel everything（有點以不變應萬變的味道）。而她的smart就在於她回問了我們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承認真的是有一套行動策略out there，那請問這套行動策略一開始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也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她再度抬出了文化的作用，所謂的文化在此就不再如前人所以為只是提供一組 供萬民臣服的ulitimate values，而是被定位成工具箱（tool kit），也有人以為像是劇本（你可以從中選擇你想要扮演的角色）。很有意思的是，人們可從中取用不同的文化元素，建構其strategies of action，這使得我們既便身處在相同文化下，仍不難看到彼此間不同styles 的strategies of action。


為因應社會結構持續變化，Swidler又發展其『文化作用的雙模式理論』，所謂的雙模式是指文化在不同歷史時期是會有不同的作用。


在承平時期，文化的作用，主要在提供我們建構各自行動策略之重要素材。由於人們是有選擇性地從文化這個tool kit取用其所需，且極具創意地建構深具個人特色的行事風格(EX 每天在MRT侯車時，看到的不同味道OL就是明顯一例)，結果反而造成了我們一種文化似乎與個人行動沒有太多關聯的印象，不過文化在此還是起著一種限制的 作用，畢竟文化工具箱的工具有多少，就意味著我們能選擇打點自己的機會會有多少!


而在社會轉型時期，文化就不再只是像之前那樣退居幕後，被動地做個供人取用的工具箱，相反地，這時候你會看到文化是以披著許多立場分明的意識型態面貌出 現，這些意識型態及其伴隨的行動策略，往往會強力要求它的支持者無條件地挺它們到底！（EX 戰爭時期，國家往往會要求其國民配合許多共赴國難之集體行動,如之前玩過的十萬青年，十萬軍等tricks）這時候文化對行動的影響相對於承平時期，便是 相當直接，而人們對文化的感受也將格外深刻。至於究竟哪個ideology將勝出藉以重整社會，Swidler認為則得取決當時歷史機會結構而定。


除上述，Swidler也匆匆地討論了文化內涵、個人如何在不同時期取用相同的工具箱建構不同的行事styles、意識型態如何從歷史舞台的幕前退居到幕 後等問題，不過也許是因為篇幅或是她還處於構思的階段，這些討論相對於前述則略顯粗糙。雖然Swidler的觀點帶給我一些啟發，不過也遺留下列一些也很 重要的問題：


首先，是有關文化這個工具箱size的問題，如我們如何確知這個工具箱原有的大小？另隨著歷史的演進，這個工具箱究竟是透過何種過程或機制，來添購新的乃 至丟棄舊的工具行頭？（這涉及到工具箱自身演進史的問題），這類問題在Swidler著作中並未獲得令人滿意的解決，不可諱言的是，它終究是人們建構各自 行動策略的基礎！所以如果學者對此還是採著打迷糊仗的方式、交待不清，文化這個工具箱永遠都只是一個black box，研究上的死角。


其次，文化是一直處在演進的狀態，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不過文化與社會結構、個人行動彼此間究竟是如何互動？才是更多人更關心的問題。雖然Swidle把歷 史區分成相互更迭的承平與轉型時期，可惜的是，她並沒有清楚交待文化在與後兩者互動下，究竟對歷史不同時期的更迭起了什麼作用？，當然她是有提到社會結構 轉變可能象徵著社會要進入轉型期，不過我想這是許多人都已耳熟能詳的結構論學者之基本觀點，我想聽的是，文化論者對此所提出的自身定見。而在這點 上，Swidler似乎選擇了迴避的態度，的確令我有些失望。尤其在面對許多人不斷灌輸你----我們已進入了資訊社會、後現代、全球化等用很炫的辭彙包 裝的轉型期預告，假如Swidler仍對於社會為何進入轉型、社會如何才算是處於轉型期或承平時期這些問題交待不清，勢必會讓人對當下時空究竟是處於何種 時期難以判斷？進而影響到人們無法套用她之前所提的文化作用雙模式理論，這都構成她後續重建文化解釋工程之障礙。


最後在Swidler文化作用雙模式理論中，意識型態似乎只是在社會動盪、轉型時期，才會出現的玩意，不過我也很想聽聽她如何解釋近年來在高度發展的資本 主義社會中所發展出來的、且具相當活力的新社會運動，它們究竟代表了什麼文化意義？乃至是否violate了她之前所提的文化作用雙模式理論中的一些推 論？


總之，從1986年至今，這可以算是快近20年的老研究了，但Swidler的該研究的確有其歷史意義，而其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她巔覆了原先大部人所持的 研究假設，並賦予身為主體的我們，在理論上更多的行動自由度，也許後來的一些有關於framing的研究，多多少少都有從她這裡獲得一些理論上的養份。令 人欣喜的是，前兩年她又有最新的著作發表，是以文化的觀點來探討一些情愛的問題，這也許能吸引我再去拜讀她的著作,不過我更希望從她這個較新的研究，可以 看到她解決了之前所留下來的一些理論問題